不一样的彩票点，一样的热闹
已是中午12时27分，老张还坐在温莎酒吧里，一边盯着电视屏幕，一边埋头写写画画。见到陌生人，他赶紧把一打彩票投注单揽在怀里，指一指桌子上的绿茶，说：“我是来这儿喝茶的。”
“我怎么看您在填投注单呢？”
“哎哟，我这不是顺便练练笔法吗？”他面不改色地说，“您瞅瞅，我现在1、2、3、4、5写得多顺溜儿！”
他的回答引来周围人的一阵大笑。有人打趣道：“老张，不就怕家里人知道吗？别装了！”
温莎酒吧开在北京一家三星级酒店里。除了3台公布彩票信息的电视、桌子上的中华绘图铅笔，这里和其他酒吧的摆设差不多：一个铁艺壁炉、3顶水晶吊灯、8把木制吧凳，还有两株绿萝和散尾竹。
自从两年前开设彩票投注站，酒吧的人气旺了，生意也好了，每天有5000元以上的营业额。“算是酒店的特色经营，”负责人高锦明眼睛一闪，“前天就挣了6万。”
这个数字和全国相比微乎其微：截至2005年，全国已有10多万个彩票投注站，7000万名彩民，彩票销量累计达 2860.3亿元。
1987年，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批8000万张“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”在河北、山东等地区试点发行。至今，高锦明还清楚记得他念初中时北京刚开始出现彩票时的情景：卖彩票的人背着军绿色书包，站在供销社门口，拉了一卡车的洗衣粉、自行车等奖品。他也参加了抽奖，摸来的3块灯塔牌肥皂，成了家里的宝贝，“那时见过最大的票儿就是10块钱”。
与高锦明管理的酒吧相比，43岁的郭子常去的彩票点就寒碜得多。那是一家柯达彩印店的过道，只容得下几个人，两边竖着3把木椅。墙壁上挂着黑板，歪歪扭扭地记着中奖号码。如果想说说话，只能坐在外面的马路牙子上。
郭子就在马路边工作。他是北京公联顺达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的收费员，管理100多米长的马路两侧的11个车位。半年前，同事“大个子”买彩票中了1000元。这给月工资只有640元的郭子带来无限诱惑。“一注不过两块钱，多收两辆车就够了。”虽然少了颗上牙，他说话仍然很利落。
下午5时40分，灰衬衣、黑腰包打扮的郭子穿梭于马路之间。路边撑着两把印有燕京啤酒标志的太阳伞，和一把露出海绵的靠椅，算是他的“露天办公室”，虽然他“很少有时间坐着”。
“嗨！该下班了。”接晚班的“大个子”把自行车停在彩印店门口。
“你先别买呢。”隔着马路，郭子挥手嚷嚷，“我跟在你后面买总是中不了奖！”
“运气不好别赖我啊！”“大个子”嘿嘿一笑。
“上次听你的买了仨也没中。”郭子走过来，交待道：“盯着那辆红旗，已经停了4个多小时了。”
一转身，他瞄一眼后院。他和老婆住在其中一间石棉瓦房里。虽然人前他拍胸脯表示家人十分支持。可是当着老婆的面，他就脖子一梗：“谁说我买彩票了？”
在老婆眼里，买彩票就是乱花钱。为这事夫妻俩没少吵架。“女人家，懂什么？”郭子吸了口烟，“我这是为家里赚钱呢！”
较之于温莎酒吧的优雅，彩印店显得有些喧闹。晚上7时刚过，门口就挤满了人，再过一个半小时就是福利彩票3D的开奖时间。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。一个光头胖子从塑料文件袋中拿出笔记本，里面用蓝色圆珠笔记录着每期中奖号码。他翻开本子，频频点头：“这期应该有5。”
“有可能。”一个白发老者顺手捡起路边石子，在地上画起来，“5是有段时间没出来了！”
“可不一定！没准儿今天它就不出来。”
“管它呢！我就猜345了。”一个中年妇女拍拍腿说。
“行，我就投275！”光头胖子也下了决心。